可能和古来强调“正名”的文化传统有关，称谓的意义长期受到重视。称谓是社会身份的符号，同时也是标志着社会等级、体现着社会关系、维护着社会结构的基本秩序的一种文化存在。正如梁章钜在《〈称谓录〉序》里所说，称谓“各有等差，不相假借”。考察称谓史，无疑有益于我们真切地认识古代社会史。
《史通称谓》写道：“古往今来，名目各异。区分壤隔，称谓不同。”社会称谓随时代演进有所变化。因区域文化的不同，同一历史时期，各地称谓或亦有差异。人们日常使用的称谓，其实既有传统的影响，也有时代的印记，有些还暗含某种文化象征意义。民族构成的不同，也形成称谓的区别。讨论不同历史时期、不同社会条件下称谓的变化，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务。
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，有的学者是从称谓切入，得到了有关阶级结构的新认识。如对“君子”“小人”以及“民”和“国人”等称谓的学术分析，都促成了阶级关系史新知的获得。就秦汉称谓而言，对“黔首”“奴婢”“隶臣妾”等问题，也多有学者以为涉及秦汉社会结构、秦汉社会性质而予以关注。不同的学术解说，应当各有价值。而最终的确定之论的形成，也许还有待于今后研究的继续深入。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，即所谓“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”（赵翼：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“汉初布衣将相之局”），由于经历了社会变动、政体新创、文化交汇和民族融合，社会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社会称谓因此多有新生和复变。在秦汉历史进程中，政情军事变幻纷杂，多有“改易名号，随事称谓”（《后汉书郎顗传》）情形。而由于区域出身、族群传统和思想渊源等文化基因的不同，也造成了社会称谓“品目参差，称谓非一”（《宋书隐逸列传》）现象辨识与理解的困难。当时的社会结构、社会组织和社会风貌都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，对于后来社会历史进程也有重要的影响。研究秦汉时期的社会称谓，对于深入认识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而全面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，有不宜忽视的意义。“秦汉社会称谓研究”，即试图通过对各种称谓指代者的职业身份、阶级关系、民族立场、社会地位、文化角色的考察，探索秦汉社会历史文化诸问题。
秦汉时期的称谓，有些虽然看似简单，但要提出真确的解说，却也需要认真考论。从《秦汉称谓研究》的篇目看，直接讨论的秦汉称谓170种左右，然而对于秦汉社会通行的多种称谓而言，可以说仍百不及一。还有许多与秦汉社会称谓相关的问题有待探讨。例如与秦末历史动荡密切相关的“闾左”称谓，河西汉简屡次出现的“墨将”称谓，都是至今未得明确解说的历史疑点。就国家最高执政者而言，所谓“朕”“陛下”等说法的原始意义的探寻，也还需要有所讨论。指代社会底层身份的称谓如“苍头”“亡人命者”等，也应当进行更为确切的说明。由此，覆盖面较为宽广的解说秦汉称谓的工具书，也许有必要某一日面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