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手书店（深圳二手书店老板坚守20载 ）
在深圳经营旧书店长达20年之久，从鼎盛时期的四家店面到如今仅剩一家，刘金龙依然在故纸堆里坚守。
今年50岁的刘金龙，有20年的光阴都耗在了自己的旧书店上，这家号称深圳最早最大的二手书店，只是蛇口南水村一个不太起眼的铺面。为了省租金，刘金龙还把铺面分割出8平方米租给了卖彩票的老艾。以至于好多人在南水村住了很久，却并不知道这个旧书店的存在。
来深24年 他在工地打过工、夜市摆过摊
刘金龙是湖南人，高考落榜后在老家烧过窑、搬过砖，1994年随姐夫来到深圳打工。起初他在龙岗的一个工地当小工，“我那时都不知道原来‘公分’就是‘厘米’，干活又不利索，总是被工头骂。”老刘说自己当时没钱，买不起质量好的鞋，穿着几块钱一双的胶鞋上工地，地上又全是钉子，有一回钉子刺穿脚掌，血流如注，他就使劲用手捂住伤口，也没去医院。血止住了，工头又催他继续干活。
（书店的楼道里堆满了外文书）
在工地里，老刘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，他梦想着能在深圳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，“在工地打工是没有出路的，我喜欢读书，自以为有了点思想，不愿意被人支配干这干那。”于是，1997年，老刘辞了工跟亲戚在蛇口开起了理发店，他出资，亲戚出手艺。可没想到，还没干几个月，因为意见不合，亲戚甩手走人了。理发店开不下去，但铺面已经租了，老刘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，跑去买了套金庸全集，转行做起了租书的生意。这就是“外来之家”旧书店的前身。
然而租书带来的微薄收入还是难以为继，老刘于是退掉铺面，拉下面子，去夜市摆摊卖旧书。他有个老同学从湖南老家拎过来两蛇皮袋旧书，俩人合伙摆摊卖起了旧书。从1998年到2001年，陆续有了同学、妻子和一些亲朋好友的加入，老刘的书摊越摆越大，在夜市上风生水起，每天要拎一千多斤书去卖。
到2001年，深圳夜市的流动摊点撤了，城管查得更严，不准再随便摆摊，老刘租下店铺，“外来之家”旧书店开张了。这么多年摆摊积累了人气，在深圳的旧书市场老刘也算是小有名气。他说书店最鼎盛的时候是2006年，那年他开了四家实体店，雇员也有四五人。周末在南水村这家店里，最多有50人来看书购书。书店二楼几乎被旧的外文书占据了，语种涵盖了英语、日语、韩语、德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等，“我这里外语书的数量之大，语种之多，在全国旧书店中也是不多见的。”老刘自豪地说。
苦心经营二十载 仍面临生存困境
（老刘的工作台）
如果能一直这样维持下去，老刘的日子应该非常滋润：守着喜欢的书，干着喜欢的事情，还能挣到养家糊口的钱，这就是人人向往的生活。但经营情况在2006年后急转直下，老刘发现，书店的生意跟以前相比，用“断崖式”下滑来形容并不为过，别说很少有人来买书，即便来这里转悠的人也不多了。这几年，老刘的四家店仅剩下一家，“现在生意不好做，一星期也不会有50人来店里买书。”
和书店一同走入困境的，还有老刘的家庭。妻子始终无法理解老刘逆势而行、想把旧书店做大做强的理想主义想法，最终在三年前，和他分道扬镳。门庭冷落、家也散了，承受着双重打击的老刘却从未有过退缩的念头。他辞掉了所有雇员，一人在蛇口门店和坂田仓库两头奔走，照应五六万册图书。书店的收入只够维持铺租，他无力租房，索性就住在了店里。白天在店里打理书籍、店务，受理网上订单，接待线上线下顾客，操劳书友会的各种活动，晚上一人睡在故纸堆里的一把躺椅上与几万册旧书对话。每周还有几个夜晚，他要坐11点的车，去坂田仓库盘点清整分类，“到仓库的时候已经是凌晨。”
当被问到是什么支撑着他坚持下来时，老刘讲了个故事：几年前，有个河南籍的独臂男子，来书店专程为七十多岁高龄的重病的父亲，找四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《说唐传》等老版本旧书，自己当场就给他找出两本，又从网上找到了另外两本，邮寄回给顾客。“这就是我坚持开旧书店的意义，它像是一个被大社会遗忘的孤岛，但总是有那么一小群人依赖于它，栖息于此。”
老刘说，过去是为了兴趣和生存，现在扛着这个书店，好像肩上多了点责任——“隔三差五就会有书友过来看看，看我是否还在这里撑着，看看书店是否还在，仿佛我是他们的精神支柱。”就是这些三三两两的顾客，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动力。他时不时还在二楼搞一个小型书友会，每次都有十几个书友从深圳各个角落赶来，在旧书堆里谈天说地。
今后的日子，老刘说自己依然会继续坚守书店。“人在，志在，书在，店亦在”，这话听起来有点悲壮，但守着书店过一辈子，就是老刘的心愿。在快速发展的网络时代里，书店似乎已经是夕阳余晖，庆幸的是，依然有人愿意守着这一亩田，继续耕耘阅读的种子。
